童年是一支笔，描绘出一幅无与伦比的美妙图画；童年是一本精彩的书,里面有许多内容,让你想不完、说不完，有酸甜苦辣，也有喜怒哀乐。童年的梦是五颜六色的，像百花齐放般的美好，让人回味,使人流连往返；童年又如悬在寂寞无边的夜空中，那么宽阔，那么宁静；童年又如无数的星星，它们只是单纯的眨着眼睛，不会说话，诚实而从容。当回忆童年时，我感到十分快乐，还带着一点留恋和向往。虽说有些童趣、琐事是羞于见人的，但，值得回忆。

尽管大千世界，变幻莫测、无奇不有；尽管四季轮回，风霜雪雨、岁月无情，但那不为人知的童年往事总是一道永驻心田的风景，那童年生活中发生的一件件趣事常常穿越时空隧道，把我带入色彩斑斓，五光十色，灿烂多姿的世界里，在我心中烙下深深的印记。

公元年金秋时节，在阵阵撕心裂肺的女人的呻呤声中，随着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划过黎明前的黑夜，一个小生命降生来到了人世间。这就是我。

起名字是一门学问，凝聚着父母深情厚意，殷切期望，有时往往会烙上时代的烙印。爸爸、妈妈见是男孩，喜上眉头，爱不释手，一番冥思苦想后，给我起乳名“建建”。觉得《英雄儿女》电影中的王成名字响亮、好听，为我取大名-王成。

年“文革”开始，许多人为赶时髦和潮流，大都喜欢给孩子起“建国”、“卫东”、“胜利”、“向红”等一些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浓厚的政治色彩的名字。或许爸爸、妈妈一时“心血来潮”，将我的大名改成了王忠，意思是“忠于党、忠于人民”。再后来，他们又觉得“建新”这名不错，于是我有了王建新这个正名，至此沿用到今。现在想想爸爸、妈妈那时有点“瞎折腾”。

3岁那年，爸爸、妈妈因工作忙无法照看我，于是不顾我哭闹，连哄带骗把我送进了厂托儿所。那年代，兵团农场大都是军营式的土坯房。托儿所也不例外，四、五十个孩子挤在3间不大的房里很是拥挤，不像现在的孩子都在干净、漂亮、宽敞、明亮的校舍里快乐的成长，也不像现在的幼儿园里都有专职教孩子们识字、唱歌、做游戏的教师和管理日常生活的保育员。虽说，那时阿姨们大都识字不多，但也是蛮辛苦的，一会儿这孩子要拉屎、尿尿了，一会儿哪孩子肚子饿了要吃饭了，忙得团团转，经常是顾了这头，顾不了哪头，生怕孩子病了、磕了、碰了，不好向家长交代。

记得有一天晚上下班后，我见其他的孩子大都被家人接走了，心想爸爸、妈妈怎么还不来？于是，趁阿姨不注意就偷偷溜出托儿所往家跑，凑巧在半路上遇见了妈妈，她得知我是自个从托儿所跑出来的，正要教训我，见一位托儿所阿姨气喘息息的跑到跟前，指着我对妈妈说：“你这孩子胆儿也太大了，一转眼的功夫就跑没了，要有个三长短我可真没法向你交代啊，回家可得好好管管。”一席话说的妈妈脸红脖子粗。还有一次，见一位小女孩头上的两条小辫上的小蝴蝶结很好看，我坐不住了，一会儿好奇地摸摸，一会儿又揪一下，尽管那小女孩不停地用眼瞪我，但我还是不罢休，于是她哭着向阿姨告了状。妈妈知道后没少骂我：“一个男孩子摸女孩儿家家辫子干嘛？真没出息！”

转眼间到了上学的年龄。年9月，不满7岁的我极不情愿的在妈妈的拉扯下走进了校园。那时，学校条件差，一个班40多个孩子，两边垒两个土块墩子上面放一块厚木板就算是课桌了。每排坐4个学生，还的自己带板凳上课，很是艰苦和寒掺。除了算数（数学）、语文、音乐和体育外，还有个劳动课。我因个头小经常坐第一排，不过有时也坐第二排。

记忆中刘春华挨着我坐，她个头也不高，扎着两条小刷辫，老穿着一件红白相间的方格衣裳，一双小手看上去总是脏兮兮的，到了冬天就更不用说了，满手被冻得通红透亮，裂小口子，现在想想很是可怜。

那时，我很调皮，经常会为春华占得课桌地方大了，我占得地方小了，挤着我了，欺负她惹她哭，与她打“小嘴巴仗”。春华，那时虽说话不算多，但性格跟我一样很犟，也得理不饶人，气不过时，会用胳膊肘捣我一下，还动不动会为这屁大点儿事向老师“告状”，为此班主任李文英老师没少批评我俩“事多”。后来干脆用粉笔划一条“三八线”互不侵犯。小孩毕竟是小孩不长记性，虽说吵完了、打完了，但从不记仇，不到半天功夫，“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”，又和好如初了，现在想想觉得很可笑和好玩。

虽说，小时候我很顽皮，但人机灵，脑子转的快，接受能力强，学习还算不错，基本上每门功课在90分以上，尤其是语文成绩名列前茅。也不知是老师讲的好、还是我天生有悟性，每次只要老师提问，我都是迫不及待的第一个高高举手，等待回答问题，且对每篇课文的中心段落和大意都能理解的较透，造句时也能把意思准确表达出来，为此经常受到李老师表扬。记得有一次学校组织观看《烈火中永生》电影，老师让大家写一篇观后感，没想到我写的作文得到了老师好评，为此我美滋滋了好几天。记忆中，上小学时，我曾1次被评为三好学生、2次被评为优秀学生，在三年级第一学期就光荣的戴上了红领巾。

那时的教育方针是：德智体全面发展。老师们经常给学生们灌输的是学习好、品德好、爱劳动，艰苦朴素、增强体质等思想。孩子们从小生在农场、长在农场，受父辈们的熏陶教育，都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好习惯。当然了，我也不例外，那时我就特别喜欢劳动，学校东面的一块菜地是我和同学们常去翻地、拔草、上肥的地方。尽管劳动很累很脏，但我从不叫苦，甚至觉得很快乐。

麦季到了，田野里一片金黄，那颗粒饱满，沉甸甸的麦穗，随风起舞，飘散着醉人的芳香，让人忍不住会拿起一穗麦子在手上一搓，然后放到嘴里慢慢嚼，不大一会儿待到完全嚼碎了，满口的清香，用嘴一吹就变成了一个大大的天然泡泡糖（现在叫口香糖），用手指在鼓起的白泡泡上一按，啪的破了，顿时糊的满嘴、满鼻子都是，费老大劲才能取下来，那狼狈相，时常引得大家捂着肚子哈哈大笑，直流眼泪。那粘粘的、甜甜的香味至今都让我回味不已。

到了夏、秋季，学校会经常组织学生们到连队农田去拾麦穗、瓣苞米（玉米），是我从小体验到了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”，农民伯伯种粮的辛苦，激发了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长大后为祖国做贡献，做一名合格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雄心壮志。

那时，学校经常搞勤工俭学。规定新学期开学时，每个学生按年龄、年级必须要缴20-40公斤的破铜烂铁和10-30公斤的沙枣任务。对于别的孩子来说，要想完成这么多破铜烂铁任务费点劲，但对于我来说根本不是事，因我家在小修厂，随便捡些就能完成或超额完成，让许多同学羡慕。

沙枣是上天赏给我们军垦农场孩子的恩赐。每到金秋，几个孩子结伴来到林中，像猴子似的，或爬在沙枣树上，或用长棒将沙枣敲落在地上，或随树一起摇晃，将树梢上的红的、黄的和黑白小沙枣摇下来，再将它一粒一粒捡起来装进布袋和放进篮子里，那喜悦之情难以言表，吃着涩涩的，甜甜的沙枣，感到很有滋有味。那打打闹闹，说说笑笑的欢快情景，至今都让我难以忘记。

记忆中，那个年代，大喇叭里里整天反复播放着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、《团结就是力量》、《毛主席啊，我们永远忠于您》等革命歌曲。人们在收音机里听的最多的是新闻播报，8个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《红灯记》、《智取威虎》和红色芭蕾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、《白毛女》、《沙家浜》。记忆最深刻的是《愚公移山》、《为人民服务》、《一封鸡毛信》、《王二小》、《送雨衣》、《小白兔和小灰兔》、《乌鸦喝水》等课文，以至于：“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为人民利益而死，就比泰山还重”，“要奋斗就会有牺牲，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！”这些话我现在都熟记于心。唱的最多的是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、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、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》等儿歌；学的最多的是雷锋精神，时刻牢记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”思想，做好事不留名，公而忘私；始终以英雄人物为榜样，像草原英雄小姐妹-龙梅和玉荣那样，爱护集体财产，舍生忘死。背的最多的是毛主席语录、最高指示，他老人家的谆谆教导，现在我还谨记于心。

看的最多的是《南征北战》、《英雄儿女》、《闪闪的红星》和《地雷战》、《地道战》等电影；最崇拜的英雄人物是江姐、董存瑞、黄继光、邱少云、刘胡兰；见的最多的是父辈们和红卫兵小将们戴着红袖标、高举红语录整天高呼：“革命无罪，造反有理”口号，忙着搞串联，写大字报、斗私批修，或在俱乐部、篮球场，或游行的队队伍中，以《敬爱的毛主席》、《在北京的金山上》等主题歌伴唱、伴奏下，激情飞扬、满怀豪情的跳“忠”字舞。我那时虽小，但时常扭着小屁股跟着大人们模仿学。

想当年，老百姓对《东方红》这首歌儿再熟悉不过，想唱歌儿的时候，一出口就是“东方红，太阳升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”。另外喜欢唱的歌儿还有《满怀豪情迎九大》、《毛主席的光辉》等等。这些歌儿，就像现在的流行歌曲一样，是当年大人小孩、男女老少最喜欢唱的歌。

“嗒滴嗒、嗒滴嗒、嗒嘀嗒--嗒--滴—”。“小朋友，小喇叭节目开始广播啦!”这是多么熟悉的曲子。我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，“小喇叭”栏目给我童年带来了很多快乐的回忆……

对于上个世纪60到80年代出生的人们来说，一提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“小喇叭”节目，人们就会想起讲故事的老爷爷--孙敬修。尤其是他讲的“打仗的故事”生动有趣，声情并茂，影响了几代青少年。“长枪、短枪、机关枪，呯呯呯、突突突、都把鬼子消灭光……”

这些故事比较好玩，都用口技模拟那些音效，类似于现在的动作片，孩子也爱听，有些词句到现在让我耳熟能详。

“小喇叭”节目内容除了故事，还有儿童歌曲、广播剧，一些家喻户晓的文学作品和历史故事，如：《西游记》、《老革命家小时候的故事》、《高玉宝的故事》“小说连播”里播讲的小说《李自成》、《艳阳天》、《半夜鸡叫》等。“小喇叭”节目，在一段时间内甚至是中国大陆唯一的一档少儿广播节目。当年孙敬修成为那个年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《小喇叭》节目最鲜明的标志，他讲的革命故事都曾经通过“小喇叭”传播到千万少年儿童心里，潜移默化的影响了我们那代人的幼小心灵。

“中国电影新闻简报，朝鲜电影哭哭笑笑，越南电影飞机大炮，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，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”。至今我还记得，这是广泛流传于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的一个顺口溜。

那时的孩子大都很诚实，为了辩解自己没有撒谎，都会不约而同地举起右手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向毛主席保证！”。大一点的孩子会站在高处，学着列宁的样子，一手叉腰、一手挥舞、神态严肃的高呼道：“肃静、肃静，布尔什维克的同志们……”，这些话语，现在让我仍记忆犹新。

“老大开飞机，老二扔炸弹，幸亏老三跑得快，炸死老四王八蛋，老五老六都来看，老七老八靠边站。”的童谣是无数人脑海中抹不去的童年印记。

电影《半夜鸡叫》讲述的是：“地主周扒皮每天半夜里学鸡叫，然后把刚刚入睡的长工们喊起来下地干活。日子一长，长工们对鸡叫得这样早产生了怀疑。小长工小宝为了弄明白此事，在一天夜里，他独自躲在大车后边观察院内动静，不一会儿，只见周扒皮悄悄来到鸡窝跟前，伸长脖子学鸡叫，随后又用棍子捅鸡窝，直到公鸡都叫了起来，他才离开……”。我觉得这电影很好玩，时常与几个小玩伴模仿周扒皮的样，头戴用西瓜皮做得“瓜皮帽”，在晚上钻进鸡窝里，学鸡叫，搞得大人们哭笑不得，爸爸、妈妈直骂我“傻”。

我8岁那年的冬季，小弟建全出生，妈妈体弱多病没奶水，爸爸工作忙，往往因赶不上点错过了打牛奶时间。看着没奶吃，哇哇啼哭的孩子，无奈之下，爸爸只好打发我每天早、晚两次，走路前往1公里以外的九连去打奶牛。那时，每家孩子都多，但奶牛少，奶源不足，每人每次只能定量打一斤牛奶。去早了还能排到前头打上，晚了就没有了。夏天还好说点，到了冬天时常看见大人们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和大头鞋、边跺着脚、边捂着耳朵在雪地里排着老长的队在焦急等待个把钟头打牛奶，即是这样也未必每次都能如愿，为此，经常有大人因打不上牛奶而与奶牛组的叔叔、阿姨们吵架。有好几次我因贪玩去晚了，没能打上牛奶，急的哇哇大哭。好在日子长了，见我是常客，加之我嘴甜懂事，有时还帮他们抱草喂牛，叔叔、阿姨们都很喜欢我，自然每次不愁打不上牛奶。记忆中，李守忠大哥对我特别好，每次见我来了，都是第一个先给我打上，然后才给别人打，有时也会趁人不注意给我奶壶里多加点牛奶。偶尔去晚了也没关系，他会给我留着。夏秋季草料肥美，牛产奶高，有时看牛奶卖不完，李大哥便推着拉拉车到团部叫卖，我经常跟着他屁股后面到处转悠，有时看牛奶卖不完，他会将剩下的牛奶全部倒进我的奶壶里，让我带回家，现在想想很是感动。

俗话说：“数九寒天，冷在三九。”有一年冬季，天冷的出奇，清晨打上牛奶的我正往回走，秦剧团一位姓张的天津叔叔骑着自行车也往回赶，看天冷，出于好心招呼我上了他的车，一路上还不时的问我冷不冷，我嘴上不说，其实浑身冷的直发抖，一手扶着车架，一手拿着奶壶，腾不出手来唔耳朵，呼呼的西北风吹进帽子里边，冻得耳朵钻心的疼，就是不好意思说出口。一进家门，我扔下奶壶，直叫唤耳朵疼。看到这情景，爸爸赶忙取来雪为我擦洗，过后双耳肿的老大，好长时间才见好，为此爸爸、妈妈很内疚，也很心疼。自那以后，每到冬季数九寒天，我的耳朵只要稍微一冻，就会觉得很疼。（未完待续。特此声明:部分图片均来自网络。）

作者：王建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