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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7月，敦煌莫高窟共接待游客29.9万人。这一数字超过去年同期，逼近今年上半年游客总量30.5万人。即使在淡季，莫高窟旅游也呈现升温态势。 去一次莫高窟只能参观8-10个代表性洞窟，所能看到的雕塑和壁画只是七百多个洞窟中很小的一部分，也许连走马观花都算不上，余下的石窟，只能留有想念。 在千年的时光里，莫高窟迎来了一些人，又送走了一些人，它的神秘和震撼吸引着世人，它是一个去过一次，便必定会扎根于心底的存在。 史苇湘先生作为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助手，跟随张大千到敦煌临摹壁画，在当时极为艰苦的环境下，他将青春和激情全部奉献给了敦煌。金长明先生作为敦煌学研究者，也是史苇湘先生的女婿，记录下了莫高窟人的那些故事。莫高窟的故事很多，昨天的故事还没理清楚，今天的故事又拉开了序幕…… 魂萦莫高窟 文/金长明 一 莫高窟人的苦与乐 年我认识了史苇湘和欧阳琳先生，年我和他们的女儿史敦宇结婚。当时我在敦煌中学教书，那个时期在莫高窟读过高中的孩子多数是我的学生，闲暇时我也去莫高窟人的家中聊天，我看到他们的家庭状况大体相同。在敦煌生活饮食上基本以面食为主，能吃碗大米饭是很奢侈的事，南方人和北方人都吃着一样的食堂饭，常年以素食为主，与旧时莫高窟僧人的伙食区别不大。后来猪肉每人每月供应一斤，要想改善生活得想办法从城里或乡下弄点高价肉来，还必须偷偷摸摸地吃，让激进分子看见会揭发你是资产阶级。这批外地人来到莫高窟包括家属子女，早已融入了敦煌这个小社会，穿衣吃饭和本地人几乎一样，只有南腔北调的语音区别。 莫高窟人的子女上学，一般都住在研究院设在城里的办事处，白天上学并在学校食堂吃饭，放学后学生们在县城里“放羊”式地自由活动，晚上回到办事处的集体宿舍。学生家长们在25公里外的莫高窟埋头做自己的学问，或沉浸在自己的研究成果里，他们很少到学校里与学生和老师见面。当时通讯和交通都不方便，家长与学生无法直接沟通，学生娃娃在大街上乱转，即便是家长们知情也无法当即酌处，有些人眼睁睁地看着孩子们的学习被耽误了。莫高窟人心里也非常清楚父母与子女长期分隔两地带来的后果，但他们为了莫高窟的那些事付出了代价，做出了牺牲。如今又有多少人能理解当年的莫高窟人，在子女上学和教育问题上留给他们永远的伤痛。 这批年以后追随常书鸿先生来莫高窟的艺术家们，在山沟里至少有近30年的艰苦生活。这些莫高窟人上班时戴着老花镜或手持放大镜，阅读那些“破书残卷”，或在阴冷的洞窟里临摹、修复破旧壁画。下班了几乎每个人都提个热水瓶打开水回家，有的沿途捡拾一些干树枝回去生炉子，然后在家吃点粗菜淡饭。饮用的是苦涩咸水，我每次去莫高窟最让人难以下咽的就是这种水，岳父史苇湘说：“多放点茶叶，多泡一泡，就好喝了”，结果是“捏住鼻子哄嘴”，咸涩味依然存在。 二 莫高窟人的使命感 敦煌境内的气候全年都非常干燥，而莫高窟又被大山和沙丘戈壁滩包围，冬天山沟里的莫高窟很冷，凛冽的寒风卷起沙土吹得人透心凉。岳母欧阳琳说：“冬季最冷的那些天，要穿大衣和毛毡鞋御寒。”莫高窟的夏天特别干热，地表温度有五六十度，一旦刮起热风来让人很快脱水，尤其嘴唇会干裂脱皮。当然盛夏在洞窟里临画、看书、写作，绝对是个纳凉避暑的好地方。站在九层楼的山顶上看四周远景是一种享受，莫高窟的上空难得见到云彩，天总是那么高、那么蓝、那么空旷、那么深远。向北边眺望是瀚海戈壁，有时可以看到水波纹似的海市蜃楼向三危群山涌来，似乎飘浮着舞动的人群，使人遐想到“文殊”、“普贤”赴会的场景，或唐人吴道子笔下咄咄逼人的维摩诘居士正在舌战诸仙。东南边是灰褐色的祁连山脉，似乎没有什么生命迹象，即便是富有想象力的画家们面对祁连山和鸣沙山接壤的荒山沟，也很难弄出个什么风景大作来。年后和解放初期的莫高窟，除常书鸿先生有专人做小灶外，其余人员都吃职工食堂。下寺的东南面有一片果树园，有苹果、桃、梨、杏、枣树等。山沟里的瓜果含糖分高，香甜爽口，储藏水果的房门不上锁，谁想吃什么瓜果自己随便拿，莫高窟人特别留恋大家围坐在一起吃西瓜的嬉闹气氛，有点像原始“共产主义”的生活方式。 年23岁的欧阳琳初到莫高窟，她和同学黄文馥、薛德嘉及16岁的常沙娜，四位南方姑娘先天丽质，是当时莫高窟的四大才女。在20世纪40年代的敦煌，年轻的女画家们常穿裙子或旗袍出没洞窟临画，显得特别时尚和新潮。工作之余也常到鸣沙山腹地的月牙泉写生和玩耍，有时也去洞窟对面的老榆树下、红柳树和沙枣树旁写生或欣赏莫高窟的古建筑，尽显青春少女的浪漫天性和对敦煌艺术的热爱。在夏季的晚饭后，西边的太阳并没有落山，在自南向北的石窟群旁漫步，可以观赏歪脖子沙枣树、成堆的红柳树和纷乱的芨芨草丛，再顺手指点山沟里的“江山”，使人容易产生对西域风情的创作欲望，倘若写歌的王洛宾和写书的三毛，能同时造访莫高窟，有可能产生不朽大作。这里没有南方的小桥流水和细雨瓦房，也没有听说过洞窟里有阿里巴巴财宝的诱惑，她们可以忘情地在沙石路上撒娇，在微风吹拂的沙尘里掺和点小资情调，使她们更容易忘记白天绘画的劳累和山沟里生活的清贫与寂寞。 年史敦宇在北京举办“敦煌舞乐画展”，常沙娜教授在展会上回忆起她们四位女生在莫高窟的那段难忘生活，至今让她还记忆犹新。常先生从小挎包里取出了四位女画家于年在莫高窟的四张老照片，让史敦宇带回家给母亲。当88岁的欧阳琳老人看到自己在莫高窟23岁时的照片时，心情特别激动。虽说莫高窟有她艰辛的叹息、乏味的生活、沉重的回忆，但她对六十五年前的选择无怨无悔。老人如今每天画的是敦煌，写的是敦煌，嘴里唠叨的还是敦煌。敦煌文物的保护和敦煌艺术的继承发展，就是他们这一代莫高窟人的生命。 三 生在苦中不知苦 年前莫高窟的男士们有常书鸿、段文杰、史苇湘、孙儒僩、霍熙亮等，除常书鸿先生外，其余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，他们在山沟里还是比较儒雅，属于学者型的热血青年。但他们毕竟是年轻人，绘画之余和逢年过节也会自发组织一些文体活动，莫高窟的上空有时也会传出秦腔、川剧、山东快板、老流行歌曲和其他不同地域的声调，虽然观赏者只有寥寥数人，但自娱自乐也是一种活法。在莫高窟下寺的周边，老榆树、白杨树、沙枣树等稍多一些，上、中两寺院周围的树木较少。洞窟前有旱季植物红柳树、芨芨草、骆驼刺、杂草等，还有野兔、黄鼠、蜥蜴、喜鹊、鸽子、麻雀及晚上偶尔传出嗥叫声的野狼。莫高窟人在洞窟前干河床的东边种了一片小树苗，还没有成林。这几块小风景整合不到一起，很难在山沟里形成完整的一块青山绿树、草丛小溪、鸟语花香或绿茵幽静的浪漫场景。洞窟周边没有合适让人坐的地方，只要你席地而坐，起来时肯定是一屁股沙土，微风一吹人就变成了“出土文物”。就在这么个自古以来和尚、道士诵经的地方，莫高窟的年轻人都用各自的辛劳守护着华夏瑰宝，都在创造各自的愉悦和短暂的浪漫生活。在山沟里的年轻人他们有激情的燃烧、灵与肉的冲击、未来的向往、迷茫的挣扎，莫高窟人总是乐呵呵地面对山沟里的冷酷和寂寞。这些当年的莫高窟人，如今多数是国内外的知名学者，他们的前半生几乎是在社会的底层爬行，总是被好事者误解，总是没有机会诉说自己的那点事，其中一些人还是带着遗憾去了极乐世界。 国内自年后出现了敦煌热，敦煌题材的电影、电视、歌舞剧、敦煌工艺品、敦煌衍生品等五花八门接踵而来。很多敦煌题材的作品，尤其影像制品、歌舞剧等，均不注明资料或研究成果来源，在社会上曾就了一批“名人”和“专家学者”，对提供素材或帮助创作的莫高窟人不提姓名。当然这些厚道的莫高窟老人，总是习惯于默默无闻地做人，沉默寡言地做事。冯骥才先生说得好：“敦煌舞把美丽献给观众，把掌声献给舞者，却把艰辛留在了敦煌。” 有些人是生在福中不知福，而莫高窟老人则是生在苦中不知苦。这批莫高窟老人总是苦与乐相伴，祸与福相随；总是急匆匆走过了人生路，又一次次错过领略路边的花草树木，当他们似乎明白了些什么时，这一切都成了人生的结局，这就是我仰慕和敬重的莫高窟人。 这些莫高窟老人一般聊天的内容都是莫高窟的那些事，不愿多说自己的苦涩经历，他们多数是迈着沉重的步伐推动历史缓慢前行的人，随着岁月的流逝正在被世人淡忘，而那些不失时机记录历史的人倒是受益匪浅。更让人可歌可泣的是那些不留姓名的洞窟开凿者和古代艺术家们，他们放弃了名垂千古的机会，但他们的千年魂魄应该还在莫高窟晃悠。回首洞窟对面沙丘上的墓碑，那些已退出世人眼球的身影，似乎还想把生前没做完的那点事，向决策者和受益者再絮叨几句。当然莫高窟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，莫高窟人的心绪每天都在变化，莫高窟的历史每天都在改写。 一生。 一窟。 一家人。 就是这样的一家人，用自己一辈子的坚守、一辈子的心血、一辈子的信仰，绘制了《敦煌舞乐》这样一本书。全书将敦煌壁画中最引人注目的飞天和千姿百态的音乐舞蹈形象，用线描的形式加以整理归纳，展现了从北凉到元代一千年间的乐舞形象。洞窟里形象各异、姿态有别的乐舞，在琼楼峻宇、乐池舞榭中绘着成组成群的乐队和单人、双人的舞蹈，这些对于敦煌学研究、中国绘画音乐舞蹈研究、中国文化研究都具有极大的意义和价值。 对普通人来讲，手捧这样一本三代人心血的结晶，看着里面一幅幅临摹的画作，研读画作下关于朝代、所在洞窟的说明，仿佛置身敦煌三危山对面，徜徉在洞窟之中、壁画之前，流连忘返，无论用作欣赏或是收藏都极具价值。 这本书共有页。收录了从北凉到元代，古人在世界的艺术瑰宝敦煌莫高窟创作的多幅画作。 我们甚至可以从一本《敦煌舞乐》中一斑窥豹，探索到中国古代艺术、人文、生活、历史的很多层面，可以说，这是一个观察中国古代历史的独特的窗口。这一点从本书的目录来看就可以有所感知—— 我们将一生一窟一家人的故事讲述给你，将这本《敦煌舞乐》推荐给你，带你一页页翻过纸张、触摸色彩，仿佛身临莫高洞窟之境，仿佛回到初唐乐池舞榭之中。 每日一题稀奇稀奇真稀奇，拿人鼻子当马骑（猜一日常用品）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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